作者：ADI公司数字医疗健康高级副总裁Patrick O’Doherty
价值医疗发展史
美国和全球其他地区按服务收费(FFS)的医疗健康经济模式不太奏效。几十年来，医疗健康成本一直以超过GDP和通货膨胀的速度持续增长，与医疗健康服务的改善几乎毫无关联。例如，美国医疗健康支出占其GDP的百分比是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平均水平的两倍，但平均寿命远低于预期水平，可避免的死亡人数更多，慢性疾病发病率也高于平均水平1。
尽管医疗健康的成本/效益问题很复杂，但FFS模式绝对不是解决该问题的方法。当医疗健康提供者按其提供的服务数量收费，而不是按服务效果/价值收费，医疗健康成本将不可避免地增加，而且当新技术扩展了提供医疗服务的能力时，医疗成本会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这就导致医疗健康提供者、新技术和支付方之间的关系持续紧张，人们更关注降低成本和规避风险，而不是改善患者治疗效果。
全球一直致力于控制医疗健康支出和改善治疗效果，近15年前出现了一种新的模式，即价值医疗(VBC)。自出现以来，这种模式的受欢迎程度一直稳步上升。VBC颠覆了FFS模式，将经济关注点从手段（花费的努力）转向结果（在质量、治疗效果和成本方面创造的价值）。除了直接带来的经济效益外，价值医疗还有望将医疗模式从以治疗疾病为主的被动模式转变为以预防和管理为主的主动模式。
阻碍因素
尽管价值医疗为个人和人类健康带来了有利影响，但医疗健康提供者和支付方采用这种模式的速度却很缓慢，主要原因是从FFS模式受益的人员抵制采用这种模式，另外还有就是整个医疗健康行业的内部惰性。不出所料，VBC完全不同的医疗健康和经济模式遭到了多方阻力，因为各方需要从根本上重组其运营和业务模式，才能利用VBC模式。这包括医疗健康提供者、支付方和供应方。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价值医疗是一种更加复杂的医疗健康模式，从传统来说，其采用存在许多结构性的阻碍，包括规模化技术、人员配备以及复杂的监管框架。因此，到目前为止，在私营医疗健康行业内，VBC的承诺大部分都没有实现，只有少数几个市场例外。虽然医保作为支付方一直是主要的支持者，但在该领域，大部分商业支付方和医保优先计划采用VBC的速度仍然很缓慢，原因不外如是。
新冠疫情对加速采用价值医疗的影响
但是，新冠疫情正在改变人们对价值医疗的看法。在疫情肆虐的前几个月，医疗健康提供者和支付方开始提供远程医疗，以降低当面看诊带来的传染风险。远程医疗以前一直是保健服务领域的一种例外情况，但是现在，它正成为一种非常受欢迎的模式。智能手机、高速互联网连接、Zoom和其他协作工具，以及医疗健康门户都推动了这种新模式的发展，而且医疗健康提供者和患者发现，许多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远程方式安全、有效、便利、轻松地得到解决。当支付方意识到远程医疗不会增加其风险时，他们也愿意加入进来。此外，在疫情期间，许多医疗健康提供者发现他们的收入并没有因为选择性治疗数量的减少而中断，进而发现了按患者收费（与FFS相反）这种模式的经济优势。
新冠疫情推动远程虚拟医疗服务的使用大规模增加。
证明医疗服务可以不必受限于中央医疗设施，这是推动广泛采用价值医疗模式的关键第一步，因为它证明了，医疗健康经济并不一定要依赖医院的使用情况或位置。事实证明，远程患者监测(RPM)创新技术的不断发展在推动VBC采用方面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例如，基于智能手表的血氧计和其他测量血氧水平的家用设备可以帮助患者和医生在诊室之外监测新冠肺炎的治疗情况。从根本上来说，RPM让医生能够通过虚拟方式诊治居家治疗的患者，而不只是通过现有的远程医疗技术与他们通信。
尽管如今，新冠疫情继续威胁着人类健康，但许多医疗健康提供者和支付方已经开始考虑疫情之后如何在医疗领域采用这些创新技术。虽然部分医疗机构可能会回到传统的医疗模式，但采用VBC的许多障碍已经消失，未来，医疗健康领域可能会呈现不同的发展局面。但是，要让VBC得到充分利用，还需要完成一些额外的工作。尤其是以下四个领域对VBC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技术、工作流程、经济和监管。
价值医疗面临的4项挑战
技术
虽然近年来远程患者监测技术已经得到了改进，但还没有达到要求的水平。Apple和三星手表、Garmin、Casio和Fitbit这些产品最初是用于测量步数和心率，虽然在过去10年，它们取得了长足进步，产品功能也越加丰富，但它们的精度、准确性和可靠性还远远没有达到医疗测量标准的要求。智能手表漏测了一两次心跳，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如果以RPM系统为基础进行治疗，而RPM系统给出的测量结果不正确，这就是大问题了。要想利用远程患者监测设备来在家中实施有效的急性和亚急性或慢性疾病管理，这类设备必须能够提供与医院设备相当的临床级测量结果。
除了精度外，传感器集成也非常重要。与独立传感器相比，互相连接和集成的传感器具有更大的优势。例如，将用于测量心电图、胸阻抗和体温的不同传感器的异源输出连接起来时，可以实现协同增效效应，让人们不必直接进行测量，就能了解患者的身体机能状况。通过结合使用集成式传感器、边缘处理、人工智能和云端分析，医疗健康提供者能够在家里获得丰富的诊断信息，从而在患者进入急性发病阶段之前及时做出临床决策。
工作流程
但是，如果远程患者监测的输出与医疗健康提供者的现有工作流程高度一致，那么持续监测患者情况将只是一项优势。远程监测解决方案不会增加医疗健康提供者的工作负担，而且还能根据患者状况提供早期预警，这非常重要。对于提供者来说，如果RPM解决方案提供的数据格式与他们现有的系统不兼容，或者RPM解决方案提供了过多不实用的数据，该解决方案也是无用的。在网络安全的早期，系统产生了大量数据和警报，坦白说，可谓铺天盖地，令许多系统管理员和用户感到“警报疲劳”，所以干脆直接将其忽略。医疗健康服务的提供仍然受限于提供者的服务能力，因此，远程患者监测系统必须足够智能，通过算法、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精简其输出数据，让医生和护士能够只关注影响最大的问题，而将影响较小的问题留给机器或其他人。
经济
要克服的第三个挑战是价值医疗的经济问题。在现今的医疗健康模式中，医疗风险主要由医疗健康提供者承担，财务风险则主要由支付方承担。双方的动机存在冲突，这导致医疗过程中会更多地使用价格高昂的服务，因此成本更高，但患者治疗效果却不佳。医疗健康提供者和支付方需要协调风险，注重以临床上合适的方式循证使用服务，在改善患者治疗效果和管理成本上实现双赢。此外，当医疗健康提供者开始采用VBC模式并因为许多超出他们掌控的事情（例如，比起CT扫描或接种更难掌控的患者环境和行为）而受到影响时，支付方需要认识到其中的挑战，并找到关于提供者付款的双赢方法。最后，患者需要更坦诚，并需要更积极地参与治疗过程。就像在汽车保险行业中一样，可以激励患者更积极地参与改善自己的治疗效果，避免因为患者不参与而产生的额外成本。
监管
政府及其出台的大量法规构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结构，阻碍了医疗健康生态系统的创新。从保护患者（和更大的生态系统）的角度来看，监管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仍需要对其进行更新，从以FFS为主转向推动和促进VBC。例如，美国的《反回扣法》和《斯塔克法》有效地防止了欺诈和滥用，但它也使支付方无法激励实现高质量/高价值的医疗。此外，医疗补助计划和其他政府支付机构的“最优价格”规定并没有根据价值或结果调整，而只是根据成本调整，这导致市场混乱，无法带给患者任何好处。最后，监管需要侧重于提供更高的确定性、保护，推动价值医疗得到采用。
以医疗健康为核心
向价值医疗模式过渡相当具有挑战性，需要重大的变革管理，但新冠疫情改变了其前景，也帮助扫平了其前路上的障碍。现在，患者、医疗健康提供者、支付方，以及医疗健康生态系统中的其他各方，包括医疗设备和医药制造商，是时候携手合作，解决技术、工作流程、经济和监管方面阻碍VBC采用的问题。ADI公司已在与制造商、医生和支付方密切合作，开发创新的医疗健康产品、解决方案和模式，以推动VBC的采用，并改善患者的生活和福祉。经过深入思考并以价值而不是成本作为指导原则，医疗健康系统能够从个人和人类层面大幅改善医疗效果，进而降低整体的医疗健康成本。
1 Mirror, Mirror 2021：表现不佳|与其他高收入国家或地区相比，美国的医疗健康状况|联邦基金
2 医疗健康情况报告|2020年|未来10年的价值医疗|今日涉足价值医疗模式的提供者在未来将能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
关于ADI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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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
Patrick是半导体行业的资深人士，曾在爱尔兰和马萨诸塞州工作，担任过ADI公司的多种职务，涉及工程设计、流程开发、质量、制造、市场营销和产品线领导（在马萨诸塞州、加利福尼亚州、爱尔兰和西班牙开展运营），包括领导几家内部初创企业成长为成功的可持续发展业务。他之前在ADI医疗健康事业部担任副总裁兼总经理六年，现任新兴业务与技术副总裁，负责探索和开发ADI公司内外的新型突破性业务和技术。其职责包括负责初创企业外联和突破性大学研究。Patrick拥有爱尔兰科克大学电气工程学士学位和美国东北大学波士顿校区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